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鹌鹑蛋的区别很明显,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辨别。外形上,鸽子蛋个头比鹌鹑蛋大,并且鸽子蛋的两个头差不多一样圆,但鹌鹑蛋却一头尖一头圆;颜色上,鸽子蛋的壳光滑透亮,若母鸽孵过几天,在阳光或灯光下,还可以透过蛋壳看到蛋里有血丝,但经过药水浸泡的鹌鹑蛋不透亮,并且还有淡淡的药水浸洗过的痕迹;煮熟后,剥掉蛋壳,鸽子蛋的蛋白晶莹剔透,就像果冻,可以看到里面的蛋黄,但是鹌鹑蛋的蛋白并不透明,也看不到里面的蛋黄;吃起来,鸽子蛋的蛋白也像吃果冻那样,有点弹性,但鹌鹑蛋却没有弹性。随后,刘从鸽舍里拿了三个鸽子蛋让记者与这些“美白蛋”对比。记者看到,这两种蛋,果然相差甚远,个头、形状、颜色、光泽度等,都有明显差别。刘告诉记者,柳州没有大型的养鸽场,他朋友在太阳村镇搞了一个养殖场,算是比较大的,也只养了三四千对鸽子,但由于鸽子每次只产两个蛋,加上其营养价值较高,所以都只是供应给周围的朋友,目前根本没有多少剩余可供应到市场上。而且要鸽子下蛋,对饲料的要求非常高,它们要吃玉米、高粱、豌豆、小麦等粗粮,并且配比要合适,此外还要配上保健砂,如果饲料不好,鸽子不会下蛋。“因为知道鸽子蛋有清肺和美容等作用,所以经常有美容院和到广场来看鸽子的人,问我们是否有鸽子蛋卖。”他说,广场鸽的蛋是不能拿去卖的,那些蛋都要拿来孵小鸽子,何况下的蛋并不多。工商:查扣假鸽子蛋3月9日上午11时许,记者跟随柳北区工商局执法人员,来到广雅综合市场外面的铁桥下面,那名中年妇女正在那里向过往的行人招揽生意。“这是鸽子蛋吗?”面对执法人员的询问,自称姓练的这名女子有点惊慌,她讷讷地说,那是白鸟蛋,还说这种蛋每公斤只卖20元,是一个住在白露乡的男子给她供的货。执法人员发现,除了其面前的纸箱,她三轮车上的一个木箱里,也放着不少这种蛋。“今天拿了250个来。”女子说。执法人员现场依法将这些涉嫌假冒的蛋暂扣,并让练上车,前往其位于航银路的住处检查。上了车后,练让执法人员把车开往柳江县,说自己不住在航银路那里,住在柳江县拉堡镇,还说自己只不过是借航银路某单位一个员工的柴房,来存放这些蛋而已;见执法人员执意要去,她立即装作坐不了车,在车上作势要呕吐。来到航银路某单位的职工住宿区后,练打开了2栋一楼的一间柴房门,执法人员进去检查后,未发现有鹌鹑蛋,不过发现有一袋石灰。经过耐心劝说,练后来才承认,这柴房其实不是别人的,正是她的,她就住在该栋三楼。练打开家门,执法人员依法进入检查,发现地下有一袋未经漂白的鹌鹑蛋,约有三四公斤,但未发现有可疑药水。在接受执法人员调查时,练称之前自己在广雅综合市场外面卖菜,但后来一名叫“韦哥”的男子,让她不要卖菜了,改卖“鸽子蛋”。今年1月15日,她就开始卖这种蛋了。她说,“韦哥”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就会将货送到鱼峰山公园门口,她就去那里取货,每个进货价5角,至昨日被查获时止,她已经卖了3000多个这种蛋。练自称并不知道这种鸽子蛋其实是鹌鹑蛋经过药水漂白后假冒的,还说“韦哥”告诉她,这是地鸽蛋。实验:多种药水可漂白鹌鹑蛋在走访过程中,一些蛋贩向记者透露,白醋和草酸、漂白水等化学药水,可以去除鹌鹑蛋外壳上的斑纹。用这些药水漂白鹌鹑蛋当鸽子蛋卖的手法,在柳州两三年前就出现了。记者了解到,去年南站工商所确曾在飞鹅路发现有一名男子,也在卖一些个头很小、非常可疑的“鸽子蛋”,于是将其查处。在男子位于古亭山的住处,执法人员发现有一些尚未漂白的鹌鹑蛋和用于漂白的药水。面对摆在面前的事实,男子不得不承认自己卖的“鸽子蛋”其实就是经过这些药水漂白的鹌鹑蛋。对于练说自己所卖的蛋为“地鸽蛋”,看过这种蛋的刘世泽肯定地说,根本不可能,因为地鸽蛋就和一般的鸽子蛋一样,甚至还稍微要大一些。3月9日,记者买来了白醋、草酸和漂白水,在办公室做了一个实验。往三个玻璃杯里倒入这三种液体,然后往每个杯里放了一个有斑纹的鹌鹑蛋。10分钟后,放入草酸和白醋的鹌鹑蛋起了反应,蛋壳外冒出了气泡;20分钟后,漂白水里的鹌鹑蛋,也慢慢变白;30分钟后,三个杯子均浮起了一些黑色絮状物,装有白醋和草酸的玻璃杯中,鹌鹑蛋的斑纹慢慢脱落;1个小时后,白醋杯里的鹌鹑蛋,外壳的斑纹已完全自行脱落,蛋壳雪白;把放在草酸和漂白水杯里的鹌鹑蛋拿起,用纸巾轻微擦拭,外壳的斑纹被擦得一干二净。经过对比,记者发现,白醋漂白的鹌鹑蛋最白,而草酸和漂白水漂白过的鹌鹑蛋,虽然斑纹已被洗掉,颜色稍为暗一些。随后,记者又将真正的鸽子蛋、经过练某漂白过后的假蛋以及鹌鹑蛋煮熟,吃起来发现练的假蛋和鹌鹑蛋完全一样,而且没有什么特别,就像吃鸡蛋;而鸽子蛋则比较嫩滑爽口,味道和鹌鹑蛋并不一样。目前,工商部门正在对练某交代的情况,作进一步调查。(记者石红星通讯员咸卫权) 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夏津县精华聋儿语训希望学校校长袁敬华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新华网记者 李莹新华网记者 李莹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精华聋儿语训希望学校校长袁敬华从事特殊教育工作20年,26岁当选全国人大代表,10年里她提交了多项建议与议案,直接推动了残疾人教育的发展。3月8日,袁敬华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讲述自己的履职故事。“履职10年,每次参加全国两会我都有一种沉甸甸的压力,因为里面有学生们太多的期待。”袁敬华说。今年袁敬华提出为聋人群体构建无障碍信息环境、扶持残疾人康复和托养问题等建议,并根据残疾人就业问题,提出制定特殊教育促进法等议案。“现在残疾人在国家机关单位等岗位上就业比例不高,很多从特殊教育学校毕业的学生找工作时会遇到重重困难,我建议一些单位能拿出一定数额的职位给残疾人专用,希望他们将来在社会上能有自己的位置。”袁敬华说。袁敬华还告诉记者,特殊教育的师资队伍不是很稳定,受关注程度不够,特教老师待遇标准基本还是“基本工资+15%的补助”。培训经费不足,很多老师不愿干特教。教育部门应专门出台特殊教育职工编制的文件。建议把特教老师的补助由原来的15%增加到30%,提高特教老师岗位的吸引力,促进特教事业的发展。袁敬华说,她对特殊教育的关注和自己现在从事的工作有很大关系。20年前,16岁的袁敬华高考落榜后在家复习,有一天村里的两个聋哑儿童引起了她的注意。“我经常会看到他们跑到学校教室窗台上偷偷看学生上课,那种渴望的眼神深深地触动了我。”袁敬华说,要让这些聋哑孩子背上书包上学,感受到上学的快乐,成为她当时坚定的理想。随后,袁敬华在自己家里腾出12多平米大的土房,让这两个孩子到家里去上课,为此,她还专门跑到北京聋哑康复中心学习了半个多月。“当时我身边的人都对我不理解,尤其家人对我期望很高,他们希望我复读后继续考大学找份好工作,走普通人应该走的路。”袁敬华说,“当时我内心挣扎过很多次,与孩子的相处已经让我无法割舍下他们,最终我还是选择和孩子们在一起。”就这样,16岁的袁敬华创建了今天的夏津县精华聋儿语训希望学校。学校刚创建时因为自己家里家庭条件并不好,她通过家里种地、喂猪来挣钱供这两个孩子读书。经过努力,后来她的学生从2个学生到40多个、80多个,学生越来越多,学校也由家里搬到了现在的县城。“我的学生中已有大部分可以开口说话了,当时第一个孩子会说话时,我领着他在村里见人就说,比那孩子还要开心。”袁敬华说。“学生们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必须履行好人大代表这份职责,为他们说话,才能不辜负20年来走的每一步。”袁敬华说。从26岁当选人大代表以来,袁敬华一直关心残疾人教育,2005年参加全国两会时她提出关于残疾人教育的建议,让她感到欣慰的是,2007年政府开始给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发放补助。现在她所在的山东省已将补助由1100元增加到3000元。“能够通过建议,为我关注的群体做些实事帮助到他们,是我最大的幸福。”袁敬华说。来北京参加两会袁敬华最惦记的是学校的学生们。“我每天都会和孩子们联系,给他们发信息,把我拍的照片给他们,他们看了之后都觉得我特别棒”。袁敬华笑着说。“现在我最大的期望就是让残疾人等群体能生活得更好,得到更多人的关爱。”袁敬华说,她会把两会的收获与大家对孩子们的关心带回去,让学校的孩子知道国家对他们的重视。“我现在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越来越大,看着国家和社会在不断进步,很多建议、议案也在推动社会的发展,感觉很欣慰。”袁敬华说。 晚报特派记者 冯兰蔺 北京报道公立医院改革中,关键要处理好“医药分开”的问题。今天上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举行记者会,赵平、吴明江、李立明、陈仲强、吴明、王执礼委员就“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回答记者提问。■以药补医的政策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新中国刚成立,财政困难,百废待兴,决定药品加成给医院以补偿。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该政策却带来很多问题。吴明江说,这种价值取向会扭曲医疗行为,也会加剧医患关系的紧张,不利于国家医药产业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改变“以药补医”已逐步形成共识对于公立医院改革中,百姓最为关注的“医药分开”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吴明江认为,类似探索的总体走向是正确的,不过过程还需时间。而医药不分家,则会扭曲医疗行为。以药补医的政策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新中国刚成立,财政困难,百废待兴,决定药品加成给医院以补偿。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该政策却带来很多问题。吴明江说,这种价值取向会扭曲医疗行为,也会加剧医患关系的紧张,不利于国家医药产业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委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陈仲强补充,改变以药补医已逐步形成共识。不过,医药分离之后,原来医院依靠药品提成所获得的这部分医疗卫生费用从何而来?这样一个巨大补偿的数字,应该很好地来测算调研。“我个人的意见,通过政府增加投入,通过调整医疗服务的收费价格,体现知识的劳动价值来得到补偿,这样增加的部分有的是政府投入,有的在医疗保险当中能够得到支付。 ”当然,现在也在积极探索医疗付费方式的改革,比如说总额预付也好、单病种付费也好,这些都需要探索,这个过程还需要时间,但是总的走向应该是对的。2015年,看病个人支付比例降至30%卫生部部长陈竺曾表示,到2015年的时候,老百姓看病个人支付的比例要低于30%以下,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却提出,一个国家的个人卫生支付比重降到15%-20%才能够基本解决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李立明表示,目前这方面已有了一些成效。他说,我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的现状还会长期存在下去,所以在医疗的保障体系、制度建设上,2009年开始的医改就为保证这样的保障制度和体系开展了大量工作。李立明引用了一组数据:2001年,全国平均医疗费用负担个人支付要占到60%,农村比例更高,城市比例相对低一点。去年政府投入占到28.6%,社会占35.9%,而个人支付则下降到35.5%。他评价,这本身就是非常大的进步。不过,要具体实现降低个人支付比例,仍要靠医疗保障体系的建成。比如政府救助体系,农村新农合、城镇医保,还有相应的一些补充险,这些制度的逐步实施,对于逐渐推进和实现这个目标是有益的。希望政府步伐能再快一点。一个主治医生的收入多少才算合理一个主治医生的年收入到底多少才算合理?对此,陈仲强表示,这没有标准。 “只要保证医院良好发展,有效维护患者利益,充分调动医务工作者积极性,并且大家拥护,这个薪酬体系就达到了它的要求。 ”他说,医改的成功,调动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很重要。在此过程中,要通过内部管理机制的调控。陈仲强以自己所在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为例:“目前我们医院就提出了整个薪酬分配机制的原则,按岗位、风险、贡献、绩效和谁参与、谁获益的机制,来调配整个分配方案。但要实行分配方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实行量化的考核。 ”他说,全院推行以教授、副教授以上为目标的医生考核,包括医疗、教学、科研、医德医风,还有其它工作综合考核情况来评定整个医生工作的好坏。这个办法推行以后得到了医务工作者积极拥护,促进工作业绩提高。检查费高不高,还要科学看待有记者提出,目前,医药价格的确有所下降,但是检查费用仍然很高。对此,陈仲强表示,对于任何疾病的治疗,药的花费和检查的花费是必须的。“判断一所医院的好坏是要看整体,不光是看花的药费、检查费,更要看对特定的疾病所应该花费的药成本和检查成本是多少,这才是比较科学的态度。 ”最近几年,在卫生部主导下强推 新万博体育-登录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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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夏津县精华聋儿语训希望学校校长袁敬华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新华网记者 李莹新华网记者 李莹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精华聋儿语训希望学校校长袁敬华从事特殊教育工作20年,26岁当选全国人大代表,10年里她提交了多项建议与议案,直接推动了残疾人教育的发展。3月8日,袁敬华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讲述自己的履职故事。“履职10年,每次参加全国两会我都有一种沉甸甸的压力,因为里面有学生们太多的期待。”袁敬华说。今年袁敬华提出为聋人群体构建无障碍信息环境、扶持残疾人康复和托养问题等建议,并根据残疾人就业问题,提出制定特殊教育促进法等议案。“现在残疾人在国家机关单位等岗位上就业比例不高,很多从特殊教育学校毕业的学生找工作时会遇到重重困难,我建议一些单位能拿出一定数额的职位给残疾人专用,希望他们将来在社会上能有自己的位置。”袁敬华说。袁敬华还告诉记者,特殊教育的师资队伍不是很稳定,受关注程度不够,特教老师待遇标准基本还是“基本工资+15%的补助”。培训经费不足,很多老师不愿干特教。教育部门应专门出台特殊教育职工编制的文件。建议把特教老师的补助由原来的15%增加到30%,提高特教老师岗位的吸引力,促进特教事业的发展。袁敬华说,她对特殊教育的关注和自己现在从事的工作有很大关系。20年前,16岁的袁敬华高考落榜后在家复习,有一天村里的两个聋哑儿童引起了她的注意。“我经常会看到他们跑到学校教室窗台上偷偷看学生上课,那种渴望的眼神深深地触动了我。”袁敬华说,要让这些聋哑孩子背上书包上学,感受到上学的快乐,成为她当时坚定的理想。随后,袁敬华在自己家里腾出12多平米大的土房,让这两个孩子到家里去上课,为此,她还专门跑到北京聋哑康复中心学习了半个多月。“当时我身边的人都对我不理解,尤其家人对我期望很高,他们希望我复读后继续考大学找份好工作,走普通人应该走的路。”袁敬华说,“当时我内心挣扎过很多次,与孩子的相处已经让我无法割舍下他们,最终我还是选择和孩子们在一起。”就这样,16岁的袁敬华创建了今天的夏津县精华聋儿语训希望学校。学校刚创建时因为自己家里家庭条件并不好,她通过家里种地、喂猪来挣钱供这两个孩子读书。经过努力,后来她的学生从2个学生到40多个、80多个,学生越来越多,学校也由家里搬到了现在的县城。“我的学生中已有大部分可以开口说话了,当时第一个孩子会说话时,我领着他在村里见人就说,比那孩子还要开心。”袁敬华说。“学生们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必须履行好人大代表这份职责,为他们说话,才能不辜负20年来走的每一步。”袁敬华说。从26岁当选人大代表以来,袁敬华一直关心残疾人教育,2005年参加全国两会时她提出关于残疾人教育的建议,让她感到欣慰的是,2007年政府开始给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发放补助。现在她所在的山东省已将补助由1100元增加到3000元。“能够通过建议,为我关注的群体做些实事帮助到他们,是我最大的幸福。”袁敬华说。来北京参加两会袁敬华最惦记的是学校的学生们。“我每天都会和孩子们联系,给他们发信息,把我拍的照片给他们,他们看了之后都觉得我特别棒”。袁敬华笑着说。“现在我最大的期望就是让残疾人等群体能生活得更好,得到更多人的关爱。”袁敬华说,她会把两会的收获与大家对孩子们的关心带回去,让学校的孩子知道国家对他们的重视。“我现在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越来越大,看着国家和社会在不断进步,很多建议、议案也在推动社会的发展,感觉很欣慰。”袁敬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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